今年2月份在北京舉辦的“世界數字教育大會”發布了《世界數字教育發展合作倡議》，指出“國際合作是全球教育變革特別是數字化變革的重要驅動力”。由此可見，教育數字化變革離不開國際合作的驅動，另一方面，教育國際化也離不開數字技術的支撐。對于職業教育來說，國際化同樣需要數字技術的賦能。
數字技術何以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
數字技術是打造職業教育國際品牌的“催化劑”。職業教育國際品牌的打造，以職業教育中外合作水平的提升、中外合作交流平臺的拓展、校企協同“走出去”的推進為基礎，而數字能力建設、數字平臺搭建、數字資源共享則為上述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提供了多維度、全方位的支撐，在打造職業教育國際品牌方面發揮著“催化劑”的作用。
數字技術是化解職業教育國際化風險的“特效藥”。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受到了較為強烈的沖擊。數字技術以其跨越時空、穿越地域、超越隔閡的優勢，破除了職業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的各種限制，探索了應對職業教育國際化外在風險的有效舉措，成為化解職業教育國際化外在風險的“特效藥”。
數字技術是創新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路徑的“新引擎”。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國職業院校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搭建了國際交流合作的“云平臺”，實現了職業教育國際交流的“云合作”，擴大了職業教育國（境）外的“朋友圈”，成為創新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路徑的“新引擎”。
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要破除哪些障礙
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面臨“標準體系障礙”。隨著VR、AI、ChatGPT等數字技術的快速迭代，職業教育的育人實踐和教學活動形式日趨豐富，但這也導致相關標準體系的制定遠遠落后于職業教育的實踐活動，國際社會對相關標準體系的制定重視程度有所欠缺，亟須進一步達成共識。與此同時，在職業教育數據信息的開發、職業教育數字化平臺建設、職業教育“微證書”互認等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重點領域，相關國際標準體系的缺位，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職業教育數據的互聯融通、職業教育資源的全球共享、職業教育學分與證書的有效兼容。
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面臨“服務供給障礙”。由于各國在職業教育數字化資金投入、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導致各國的職業教育數字化發展水平不一致，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職業教育數字化的硬件設施設備落后，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合作面臨嚴重的“硬件供給障礙”。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如何設計科學的職業教育數字化發展規劃、如何制定合理的職業院校數字化建設方案等有效利用數字基礎設施的“軟件供給障礙”。
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面臨“人力資源障礙”。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合作離不開兼具數字素養和國際素養的人才。但目前，職業院校對數字素養和國際素養的重視程度不夠，職業院校教師的數字化意識、數字化知識與技能、數字化應用能力也有待提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適應數字化和國際化發展趨勢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與此同時，“走出去”企業對人才的數字素養和國際素養也提出新要求，職業院校和“走出去”企業在人力資源和職業能力的供需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錯配，制約了“走出去”企業的海外發展，難以滿足“教隨產出、產教同行”的發展要求。
數字技術如何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
首先，建設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標準體系。一方面，提升國際社會對標準體系制定的共識度，圍繞建設“能比較、可兼容、易使用”的職業教育數字化和國際化標準體系，聯合各個國家的政府部門、行業企業和職業院校開展對話與研討，并重點關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互動，為標準體系的建設奠定基礎。另一方面，聚焦重點領域的標準體系建設，重點聚焦職業教育數據交換、信息安全保障和數字知識圖譜等數據標準，職業教育數字平臺架構、智慧學習環境和產權管理模式等技術標準，以及職業教育數字教學資源、數字技術服務和學習培訓認證等質量標準，確保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合作標準體系的完整性和系統性。
其次，完善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服務供給保障。一方面，完善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硬件供給”，充分發揮我國在職業教育數字化領域的先行優勢，積極開展職業教育數字化領域的雙邊和多邊協作，攜手我國高新技術企業“走出去”，尤其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職業教育電子信息設備的“硬件供給”。另一方面，完善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軟件供給”，加大與“硬件供給”相配套的職業教育數字化適應性技術支持、職業院校數字化建設方案等，傳播我國職業教育數字化發展經驗，幫助“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消除數字壁壘、彌合數字鴻溝，共享職業教育數字化和國際化帶來的發展紅利。
最后，加強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國際化的人力資源培養。一方面，優化職業院校學生數字素養和國際素養的培養模式，樹立面向數字化和國際化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理念，重構專業發展規劃，同時注重提升職業院校教師的數字素養，探索具有開放性、創造性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新模式，為職業教育數字化與國際化的戰略性融合提供人才支撐。另一方面，滿足“走出去”企業對人才數字素養和國際素養的需求，依托“走出去”企業開展職業教育數字化相關的國際合作項目，將人才的數字素養納入國際職業能力考核范圍，面向“走出去”企業員工開展數字素養和國際素養相關培訓。來源：中國教育報 作者：張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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